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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居民消费需加大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力度

时间:2020-03-21 02:40

范欣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相关经济数据,出乎意料的是,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名义增长7.2%,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8.6%,这一消费增速也创下了近16年以来单月的新低。对此,国家统计局解释主要受节假日平移因素影响,如将节假日同比减少2天因素考虑在内,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将达8.7%。虽然节假日天数同比减少确实会一定程度影响消费增速,但不可否认的是2018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已由近年来的两位数增速下降至个位数,鉴于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2018年末达76.2%、今年一季度达65.1%,这其中居民消费占比较高,短期居民消费增速的下滑值得高度警惕,必须认真分析其中原因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确保未来经济始终走在高质量增长的道路上。居民消费增速下行的原因可从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两个角度分析。从直接原因角度观察,居民消费与其可支配收入增速、负债规模和每月实际现金流水平有直接关系。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9%,这一增速在近10余年间处于较低水平。同时,由于2009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出现了三次明显的上涨周期,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由2009年的24%提升至2018年末的52.5%。居民债务规模的快速提升与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日常生活实际的现金流水平出现下降,现金流的下降又会影响到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此外,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近年来增速缓慢,10年仅增加不到5%,且62%的绝对值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水平。从间接原因角度观察,一是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201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0%,由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农村居民,农民市民化后可有效带动耐用消费品需求,对促进消费作用非常明显,因而提高城镇化率对消费促进作用明显;二是仍然存在一些抑制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在一些中小企业中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仍不到位,导致居民只能在节假日扎堆出游,旅游消费未来有待平稳释放。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达1.95亿人次,增长13.7%,旅游收入1176.7亿元,增长16.1%。再比如我国乘用车销量2018年起出现同比下降,今年4月仍未有明显改善,但国内几个主要大城市对汽车的调控仍是以控制总量的行政式手段为主,未能及时转向引导使用方面,这也不利于汽车消费的合理释放;三是仍然存在子女教育与医疗方面的保障机制不全导致居民储蓄率高、不敢消费的问题。比如一线城市非公立幼儿园普遍存在收费较高的问题、三四线城市商业医疗保险不普及导致中产家庭存在不敢消费的问题等。针对上述原因,国家近几年来已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一是坚决抑制楼市投机炒作,2017年以来全国各地均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楼市“五限”调控措施,一线城市房价普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为保障楼市刚性需求的释放,共有产权房和限竞房政策已逐渐由试点走向推广。即使是今年宏观经济面临一定下行风险,仍然坚持楼市调控不放松,至今未出台房地产刺激政策,反而在苏州等热点城市进一步收紧了调控政策;二是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有效增加了居民的收入。2018年,我国不仅提高了个税的起征点、增加了低税率的级距,还增加了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一季度个税改革累计减税1686亿元,人均减税855元,累计已有9163万人工薪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三是加紧出台打通抑制消费瓶颈的相关政策。2018年,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三年实施方案出台,要求从供需两端发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目前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正在起草多项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上述政策效力完全体现在消费统计数据上还需一个传导的过程,另一方面未来还需从体制机制上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具体来说,未来还是需要从收入分配角度开展相关改革入手。在初次分配中更加注重效率,通过减税降费、减少政府投资规模提高政府投资效率、促进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保护产权等多种方式提高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促进民间投资,以此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居民收入比例提高了,消费的动力自然就会更强。2018年以来国家在此方面已出台多项措施,近期又出台了《政府投资条例》,可以说此项改革已拉开序幕;在二次分配中则应更注重公平,并逐步改革税收结构,由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于低收入阶层,但储蓄率却显著高于低收入阶层,因而出台对高收入阶层财产征税的相关政策可减少基尼系数,间接达到促进全社会消费的目的。综上,4月居民消费数据增速的下行虽然受到节假日平移减少的因素影响,短期不能代表趋势,但同样值得高度关注。为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近年来国家已经从限制楼市炒作、减少居民个税、打通抑制居民消费瓶颈等方面出台多项政策,未来仍需加大收入分配领域特别是二次分配方面的改革力度,如此才能让居民消费逐渐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中坚力量。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近期,鼓励消费升级之声不绝于耳,7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三年实施方案,要求从供需两端发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8月初,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发布会要求未来3年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努力形成若干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消费升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今年以来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急需消费发力。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5个月下降,1~7月同比增长回落至5.5%,对外贸易受到贸易摩擦影响呈现出下滑趋势。消费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支出法核算GDP中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当季同比贡献的79.2%,消费在稳增长、稳就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消费稳则经济稳,经济稳则就业稳。二是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一国城镇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的需求和消费习惯也将随之改变。一方面更加注重消费品质如汽车总销量同比下降的同时SUV车销量却在增加,另一方面消费习惯将逐渐由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转向旅游、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因而,促进消费升级不仅是保增长的主观需要,更是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客观需要。但从当前经济运行看,促进消费的良好意愿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这个不匹配主要体现在整体消费增速的下降和一定程度的“消费降级”上。今年前7个月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名义增速同比仅增长9.3%,扣除通胀后实际增速仅为7.3%,均创了近年来的新低,其中家电、化妆品等增速均大幅下滑;“消费降级”现象则表现在像榨菜、啤酒、二锅头、火锅鱼丸等产品销量快速上涨,网购新宠“拼多多”的火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问题,类似于西方国家曾出现过的“口红效应”,即经济滑入不景气区间时廉价口红销量不降反增。其实,整体消费增速的下降和“消费降级”现象出现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居民扩大消费的根本基础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有效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2007年达到17.2%的高点后便一直处于下滑趋势,到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已下降至7.9%,仅高于2016年的7.8%,是2001年以来增速的低点。当然,居民收入增加幅度虽有所减缓,但收入总还是在增加的,并不能完全说明不具备消费能力。真正的原因在于,2008年后每3年一次的房地产周期快速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总额,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18%快速提升至2017年末的49%,家庭杠杆率快速提升的年份分别是2009~2010年、2012~2013年和2015~2016年,对应着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周期。我国家庭杠杆率虽然与发达国家80%左右有一定差距,但由于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同样低于发达国家,当前居民杠杆率其实已处于非常高水平。过快增加的还债压力其实已对消费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此时无论如何刺激消费居民扩大消费的意愿都不会非常强烈。此外,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还间接拉大了贫富差距,基尼系数2016年起又重回涨势。贫富差距扩大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不能指望其扩大消费拉动整体消费。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虽较高,但苦于收入增速放缓而不能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中等收入阶层因贷款买房导致的债务压力的增加而不得不减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增加廉价消费品的消费,在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共同作用下,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快速下降和“消费降级”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促进消费并不简单是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而是需从减少居民债务增速、扩大居民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等一系列方面深做文章,这是一个复杂的和系统性的工程,非一朝一夕能够轻易解决的。系统性工程第一步必须做到修养生息,当前居民债务总额和杠杆率已然较高,且在全球通胀中枢上移的背景下居民债务链条已处于紧平衡状态,再无法承受楼市放松的刺激,因而必须坚决遏制房价上涨,遏制的方式应尽量以市场化方式为主,不久前的政治局会议已传递出下一步对楼市调控的决心。只有居民债务总额和杠杆率不再增加,才能从提高居民收入上做文章。第二步就是提高居民收入,这里用给企业和居民减负的效果要好于增加基建投资促进居民就业,因为当前我国基建总体水平已不低,中西部基础设施水平虽低,但需求同样不高,加大基建投资效率低是大问题,因而给企业和居民减负更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具体而言在企业角度需加大减税和减少企业地租等成本力度,让企业经营效益改善,效益改善后企业才有动力继续投资扩大生产并增加招聘。鉴于民资解决了大量就业,必须尽快放松垄断领域的民资准入限制,以此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居民角度,需做大做强中等收入阶层,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个税支出必不可少,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领域和覆盖范围,为居民消费减少后顾之忧。第三步则需开征房地产税等财产税,财产税开征后可实现“一箭三雕”。一是财产税属于直接税,在全社会税负不增加的基础上可同比例减少间接税,给企业让渡部分利益;二是可解决地方政府疯狂卖地后出现的楼市天量库存问题;三是还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让多占用市场资源的群体付出高成本,以此间接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此外,当前物价已逐步呈现出上涨趋势,近期猪肉、鸡蛋、一线城市房租等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上涨,遏制资产泡沫、增加居民收入、调节贫富差距已迫在眉睫,尽快启动促进消费升级的系统性工程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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